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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议胡绳对中共党史研究的贡献

2016-07-11 11:01:02 来源:世纪桥 作者:徐 莹

胡绳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又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领导人。他的理论兴趣广泛,著述宏富,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贡献。一生中,他始终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在中共党史研究的若干问题上,以无畏的独立思考的精神,提出了一系列有新意、有深度、有创见的观点,产生了巨大影响。值此建党90年之际,笔者择取几个重要方面阐述胡绳对中共党史研究的贡献,希冀有所裨益。

一、明确指出了中共党史研究的主要目的和方法

在胡绳看来,研究党史重要的目的是总结经验教训为现实服务。胡绳认为,弄清事实真相不是研究历史的最后目的。研究过去的历史,为了当前的实践。[1]他指出:“我们研究过去的历史是为了今天,为了今后,不是为研究历史而研究历史。虽然我们也不排斥有时只是为了历史的兴趣而去弄清某一历史事实,但毕竟不是历史研究的主要方面。历史研究从根本上说,就是通过对以往的历史的认识而更好地认识历史现实。”[2]因此,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需求,是对中共党史深入研究的动力和归宿。胡绳强调:我们研究党史好像是向后看,但我们不是为了过去而研究历史。我们研究过去常常是针对现实的,是根据现实需要研究过去。过去发生的事很多,究竟哪些是重要的,需要着重研究,这就要有选择。选择就要联系现实需要。[3]胡绳在晚年概括自己的研究生涯时曾说,“回顾一生的写作生涯。我想说,我一生所写的文章,虽然有一些可以说有或多或少的学术性,但是总的来说,无一篇不是和当时的政治相关的(当然这里说的政治是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说的)。可以说是‘纯学术性’的文章几乎没有。对此我并不后悔”。[4]他的思考主要是以“现实需要为依据而绝非以政治需要为依归。” [5]紧密联系现实问题研究历史,寻找历史的借鉴,是胡绳中共党史研究的一大特色,也是胡绳一直坚持研究目的。他自己一再强调“从认识中国现实国情的要求出发……研究我们的历史”。[6]因此,石仲泉先生将其归纳入这样一个学派,即:“从党的事业、时代和人民的需要出发,在从事各科学术著述的同时,将学术与政治相结合,着力研究、阐发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派”。[7]

总结经验教训是实现中共党史研究服务现实目的的直接手段。胡绳在1990年3月8日全国党史部门负责人座谈会上讲话中指出:“对于许多事情,不是说成功的、好的就一切都好;错误的就一切都错,要作具体分析。研究历史,可以说,就是总结经验。”[8]他进而指出,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还要发展,还需要用发展了的理论来指导以后的实践。这些理论从哪里来?只能从总结经验中来。[9]同样,要搞好社会主义建设,更要总结好经验。因为“社会主义对我们、对人类都是一个完全新的东西。要充分弄清楚在中国条件下,怎样去建设社会主义,确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说比解决在中国历史条件下如何进行民主主义革命的问题更为艰难。不能很好地总结历史经验,就不可能解决这样的问题”,[10] “过去的错误很可能会重犯,这样就会误党祸国。”[11]

应当说,胡绳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目的的阐述,为党史研究提出了主攻方向、主要任务,为党史研究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实现积极的社会效益,指明了具体的途径。毋庸置疑,这是对党史学科建设的一个重大贡献,至今仍有指导意义。

二、对中共党史分期提出新的设想
首先,提出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史分期的新设想。胡绳指出:“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也可以划分为遵义会议以前和以后两大时期。”[12]他认为,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人们往往只关注它在解决军事路线上的贡献,往往忽视它在改变政治路线上起的作用。“遵义会议不只是军事路线和领导的改变,而且改变了,展开了全新的局面……没有遵义会议,很难设想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和军队的力量能够有如此大的发展,很难设想能这么快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现在回顾起来,遵义会议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坚实基础”[13]他进一步指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就是从遵义会议以后建立起来的,而在这之前,“党的领导人是很不成熟的,党处在幼年时期。”[14]因此,既然遵义会议以前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幼年”,还不成熟,遵义会议以后开始“成熟”起来,那么以遵义会议为界划分党的历史发展阶段,正是党的发展的阶段性、特殊性的反映,是完全合理的。传统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史分期往往与中国近代史后半段的分期大体相同,这个观点显然是对传统党史分期的突破。

其次,提出新中国建立后中共党史分期的新设想。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基本依据,把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党的历史划分为4个阶段,即建国后最初7年、1957年起的10年、文化大革命10年以及1976年以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随着理论研究和现实的发展,胡绳认为把1976年以后的历史统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这种提法可能有点问题。他认为,一方面与前三阶段相比,1976年以后历史固然可以称为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但发展中总是不断出现新情况,进人新阶段,不能用一个新时期贯穿到底;另一方面,将1976年以后的历史整个作为一个阶段,与以前三个历史阶段并列也不相称,前三者是较低级的分期。[15]他提出,可以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划分时期的标志,社会主义时期党的历史可分为三中全会以前和以后两大时期。因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其历史意义与1935年的遵义会议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意义相似。可以说,这个分期“从形式上看有利于编写党史时划分章节,但实质意义是要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突出出来。”[16]实践证明,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开端得到了学界、政界的认可和支持。分期问题是历史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对历史研究有重要指导意义。胡绳提出党史分期问题的新设想,对中共党史研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是对中共党史研究的重大贡献。
三、对“中间势力”的高度重视与深入探究

关于“中间势力”问题,胡绳一直关注并在晚年进行了深入思考。早在1946年,胡绳在《论“第三方面”》一文中就对“中间阶级”范围作出界定,[17]1989年,胡绳在《党史研究和思想政治工作》一文又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始终存在着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第三种力量,不只是仅有两个对立面,事实上还有一个中间势力,而且这个中间势力是不稳定的,常常分化,其中大部分在发展中逐步靠拢到共产党这方面来。[18]1995年至1998年,胡绳在关于撰写《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一书的十次谈话中强调指出,必须注意到在无产阶级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两极中间,还有一大片”,所以,“除了国、共两个角色之外,还应有第三个角色,这就是中间势力”[19],再三强调,这本书“要着重讲一讲中间力量”。[20]

关于“中间势力”的范围,胡绳指出,“中间势力是什么人?包括知识分子,工商界,搞工业的,搞教育的,等等。”[21]胡绳认为,中间势力不仅仅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它包括的阶级、阶层、政党和社会力量的范围非常广泛。按照以前的说法,资产阶级是中间力量,而工农、小资产阶级是属于共产党一边的,是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但是,“实际上工农、小资产阶级只是革命的可能的基础。就阶级说,它们是革命的,就具体的人说,它们当中大多数在政治上是处于中间状态,不可能一开始就自动跟共产党走。要做很多工作,才能使他们跟共产党走。这一部分人可以走社会主义道路,也可以走资本主义道路。”[22]由此可以看出,胡绳所说的中间势力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胡绳的这一界定,较之以往大大扩充了中间势力所包含的范围。

胡绳晚年对于中间势力的分化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新观点。他认为,“五四”后30年里中国的社会呈现的是“两头小,中间大”政治力量结构形态,处于中间状态的人总是大多数。他们可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后备军,也可以成为旧民主主义的力量。但是中间势力自发顺着要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那时候,假如有一个阶级、政党真正能实现资本主义,工农、小资产阶级中的很多人也可以跟着它走资本主义道路,不一定都跟共产党走。”[23]同时指出,决定他们分化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民族主义;二是发展经济。正因为共产党坚持了正确抗战路线,而国民党只忙于打内战,或“剿共”,或武力打击异己,工作重心没有放在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上,正反对比使得中间势力发生变化,大多倒向中共一边。胡绳先生还提出,中间势力在30年的历史中尽管经历了一个不断分化的过程,也有过自己的政党和团体,但是由于“中间派没有自己的军队,成不了气候,自然也不可能引导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24]但对其历史作用,胡绳指出:“革命能胜利,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把中间势力拉过来了,如果中间势力都倒向国民党,共产党就不可能胜利。”同样,在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任何忽视中间势力重要性的言行,都是不可取的,而这就是胡绳先生对中间势力进行再评价的最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深化了“文革”时期党史的研究

“文化大革命”是我党在新中国成立后犯的一次长时期的全局性错误。胡绳认为,“从理论上、实际上说明‘文革’的错误,使大家认识到中国再不能犯‘文革’或类似‘文革’这样的错误。”[25]从总结经验教训的意义上讲,胡绳提出对“文革”要进行科学的、辩证的分析研究。首先,“不要把‘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完全混为一谈”[26]。必须注意“在完全否定‘文化大革命’,总结它的教训的时候,必须对‘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历史进行仔细的分析”。“文化大革命”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作用,对这个运动必须否定。但党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所做的工作不能一概否定,党在这一时期也取得了一定的历史性成就。胡绳认为,“文化大革命”时期并不是只有武斗、动乱,我国的工农业生产、科学技术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指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真正的历史主角不是林彪、“四人帮”,“而是以各种方式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广大群众,是那些党内、党外处于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仍然坚持热爱祖国、热爱党、拥护社会主义的人。”[27]其次,“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和实践都是错误的,对“文化大革命”这个运动要全面否定,但也要分析其何以发生。胡绳认为,尽管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错误和失误是难免的,但这不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必然产生的现象,而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其中有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问题,又有毛泽东所犯的“左”倾错误的问题,尽管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负有主要责任,但要仔细分析毛泽东的错误。“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是完全错误的,但他所提出的错误观点,就其出发点说,却往往带有正确性。”[28]胡绳认为,“‘文化大革命’不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中必然发生的现象,但确实证明‘左’的路线、‘左’的指导方针是错误的”,[29]总结“‘文革’的经验教训很重要,因为它从反面警告我们不应该这样做,也告诉我们‘文革’以前的10年绝不是尽善尽美的典型。”[30] 一个教训是在“左”的指导方针下就容易“为反对社会主义的力量造成了放肆活动的条件,各种野心家趁机活动”[31];另一条教训是“就是证明了中国如果离开社会主义道路,就会大乱,就会发生大灾难。”[32]

五、归纳了社会主义时期党犯“左”倾错误原因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之所以长时期犯“左”倾错误,“总的说来,这些错误是由于要克服苏联类型的僵化模式,而错误地运用了中国革命的群众斗争、阶级斗争的经验,以为用在生产战线、政治战线上展开群众运动的方法,就可以增进活力,而使经济发展更快。”[33]他认为,20年“左”的错误产生原因与封建主义的影响有关,但把全部归因于封建主义的影响,却是把问题简单化了。“如果把一切归结为封建主义残余作祟,并由此得出结论说,只要反对封建主义,就能避免错误,使中国社会走向进步,这不但过于简单,而且实际上会导致重犯破字当头的错误。”[34]
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之所以长期限于“左”倾错误之中,其主要来自因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紧迫感而形成的急于求成的倾向;来自错误地照搬民主革命中的经验(一切以群众运动,以阶级斗争为纲等等);来自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话的教条式的理解;来自不了解社会主义应该善于利用资本主义社会留下的对社会主义有用的“遗产”,并且持续地、一概抹杀地进行对资产阶级的批判;来自对社会主义目标的乌托邦;来自于经济工作上的不适当的过分的中央集权,而这又是由于用国家的力量集中资金曾是行之有效的办法[35]。这样全面分析“左”倾错误产生的原因,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研究著述中很少见。

六、全面总结了社会主义时期党取得的重要经验

胡绳在全国党史系统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的致词中强调:“我们的党史研究重点已转入社会主义时期”,“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也给我们提出了如何进一步加强1978年后社会主义新时期党史研究的任务”,切实“要把对社会主义新时期党史的研究作为重点”[36]。同时,胡绳认为,在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中心工作就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因此,社会主义时期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是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这条道路,“必须由中国人民从实际出发,结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经过正确和错误的实践的考验,自己探索出来。”[37]

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虽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但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积累了过去没有的经验。社会主义时期党取得哪些重要经验呢?胡绳认为,30年间得到的经验最重要的一条,“是绝不能不顾生产力发展水平而追求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提高,这种提高不但不是真正的提高,而且只会对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起阻碍作用。”[38]除此之外,胡绳总结了党在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中取得的重要经验:第一,照搬苏联的模式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是有所借鉴、有所取舍。第二,照搬革命时期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的具体经验也很有害,不能不顾具体历史条件的变化而照搬。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只能根据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原则,在中国自己成功和失败经验的总结的基础上才能探索出来。[39]

类似的新思想、新见解仍然很多,既有对封建社会主义论的批判,也有对国民党的客观评析,既有以现代化为线索梳理中共党史的真知灼见,也有如何开展中共党史研究的方法论,可以说,胡绳为中共党史研究的科学发展奠定了基础。他所关注的问题,都是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研究中的大题目,值得党史学界认真细致地做下去。他对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研究的新论断、新设想、新评价,给人以启示、引发人的思考。[40]

参考文献:

[1] [2] [3] [4][6] [9] [12] [13] [14] [15] [16] [18][25][28][30][37] [39]《胡绳全书》第三卷(下),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第594—595页,第502页,第555页,第3页,第541页,第472页,第590页,第593页,第590页,第589页,第576页,第241页,第74页,第241页,第591页,第587页,第555页。

[5]衡朝阳:《胡绳和近三十年中共党史学术化论析》,《前言》,2010年第13期。

[7] 石仲泉:《胡绳:当今中国学术界一个重要学派的杰出代表》,《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1期。

[8] [26] [27] [29] [31] [32]胡绳:《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3期。

[10] [38]《胡绳全书》第三卷(上),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第8页,第64页。

[11] [36]胡绳:《关于党史研究的几点想法》,《百年潮》,1999年第1期。

[17] 《胡绳全书》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32页,第555页。

[19] [20] [21] [22] [23] [24] “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课题组:《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第3页,第4页,第4页,第4页,第6页。

[33] [34] [35] 《胡绳全书》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第113页,第370页,第369页。

[40]耿春亮、李会勤:《胡绳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研究述论》,《北京党史》,2010年第2期。

                        (作者单位:山东财政学院思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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