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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育之研究中共党史的特点

2016-07-11 11:05:43 来源:世纪桥 作者:史代罗

龚育之作为著名的中共党史学家,在中共党史研究方面颇有建树、成绩斐然,为党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长期的研究中,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治学特点:如坚持党性与追求科学,关注现实与力求创新,论从史出与史论结合,还原历史与鸟瞰历史,宽广眼界与开阔视野,夹叙夹议与有质有文等。梳理总结这些特点,有助于深化对龚育之及其党史思想的研究。下文主要从五个方面阐述龚育之党史研究的特点。[1]一、坚持党性与追求科学
龚育之强调,党史著述要努力做到“站在党的立场上写历史和站在科学立场上写历史”的统一。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站在党的立场,就是要做到三个遵循:遵循党的基本理论、遵循党的决议、遵循历史事实。站在科学立场上,就要尊重历史事实,追求历史真理。这两者在根本上说是一致的。龚育之的基本思想是既要遵守党的决议、党的宣传纪律,又不能躺在决议的“本本”上无所作为、裹足不前。要做到追求真理和遵从决议、服从真理和服从决议的统一。事实上,党性本身就要求严格的科学性。毛泽东早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讲过:“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全。”[2]因此,凡科学的历史著作,并不仅仅是围绕《历史决议》做简单的演绎,而是以历史事实为出发点,从中引出合乎实际的历史结论来。

编写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要做到“党的立场”和“科学立场”的统一,突出反映在对历史发展经历的曲折过程的叙述中如何把握好分寸,这在“文化大革命”前十年的部分显得尤为突出。针对这个敏感的问题,龚育之曾明确地指出:“关于这个十年的总评价,要把成绩讲充分,把人民的奋斗、党所作的努力如实地写充分,而且从经济建设、经验积累、干部成长几个侧面讲充分。失误不要渲染,但也要如实地讲透。不是说成就是主要的就大体都很好了,还是有两个侧面,两个趋向,造成过很大损失,‘左’倾错误有起有伏,伏而又起,愈演愈烈,终于占了上风,酿成‘文化大革命’。‘文革’前的‘左’加上‘文革’的极左,构成二十年‘左’的错误。” [3]无论是成绩或错误,都要实事求是,不避不讳。既不用成绩遮盖错误,也不因错误而否定成绩,这就是党的立场和科学立场的统一。

在主持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稿)[4]时,龚育之指出,中卷稿要以《七十年》(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下同。)为基础,又要比《七十年》有所前进。对“有所前进”,他是这样解释的:“就是要力求在史实的叙述方面,写得更详细、更丰满、更全面一些,有些地方更生动一些;在结构、思路、概括、议论方面,根据《七十年》出版以后(刚好是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实践的新发展,对历史的新领悟,史料的新发掘和研究的新成果,都应该也可以有或多或少的前进。”“当然,从根本上说,只能也只应该是在历史决议和《七十年》基础上的前进。”[5]这就是他说的“有所前进”的底线。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龚育之坚持党性和科学性统一的立场。

二、关注现实与力求创新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学术研究的活力源泉。一部学术史,就是不断创新不断前进的历史。没有创新,就没有学术的发展和未来。而创新要以立足现实、关注现实为前提,只有在深入切实地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创新才有依托与支撑,否则,创新只能是镜中月、水中花、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世而作”,关注现实是龚育之党史研究的一大特点。龚育之不是那种固守在书斋里、埋头于故纸堆中的学究,他向来倡导理论学习、历史研究、现状研究三者的结合。他曾在文中写道:“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在新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中进行的,而对新的实际,我们要用极大的努力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发展新理论”。[6]他不仅号召同辈学人努力面对新实际,而且自己也一直践行着这一理念,深深扎根于今天的时代和社会,从变化着的形势和情况出发,用理论研究的成果为现实服务。他的不少宏论都是应客观需要而发,而且针对性强,很少有空泛的、主观的议论。通读龚育之的作品就会知道,他的文章几乎都与党的重要会议、历史性事件相关。

龚育之在介绍《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旗帜下——读邓小平著作的笔记》的成文背景时,写下这样一段话:“1991年秋天,理论界许多同志分外深切地感受到认真学习、研究和宣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多么的重要,在国际变局和国内风波中,我们之所以能够站稳脚跟,不就是因为十多年来在这个理论指导下,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伟大成果吗?坚持沿着这个理论指引的方向继续前进,中国社会主义就有前途,中华民族振兴就有希望,停止甚至倒退,是决没有出路的。而这样的学习、研究和宣传,还做得很不够。从自己做起吧。于是,我重读了……”[7],从中不难发现他关注现实的写作习惯。数十年来,龚育之对党的理论、决策、方针、政策做了不少系统论证、深度阐发与科学评价,其研究成果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实践目的,真真切切地起到了党史研究鉴往知今、资政育人的作用。

“壮心不与年俱老”的龚育之主张“思想更解放一点,理论更活跃一点”,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来观察、分析问题,他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不断提出创新见解:如针对那种鄙视“官方研究”的倾向,他指出:“‘官方研究’、‘官方观点’,可以也应该是学术上很有价值、理论上很有创新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理论上的许多重要的开拓和创新,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只有拒绝独立思考,拒绝理论创新,一味重复已有的结论,翻来覆去净讲套话,才是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不论它出自官方,还是出自非官方。“官方研究”、“官方观点”,断然不应该是这样。如果变成这样,那就可悲了。”[8]还有在赞同胡乔木批评名人逝世不及时见报的陋习之余,他又毫不隐讳地指出另一流弊:新闻总爱堆砌一大串头衔才讲出死者姓名,这种播报法常让听众半天都纳闷究竟是谁死了。因此,在编写《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历史大事记》时,深有感触的龚育之首倡了一项改革:先写某年某月某日,某某同志逝世,然后才介绍他生前担任过的职务。[9]这种叙述方式直截了当,能使听众一下就抓住信息的基本内容。从中也可看出龚育之不为流俗所囿的风格。

三、论从史出与史论结合

这里说的理论,是指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龚育之强调指出,党的理论来自党的历史,理论是适应历史的需要,从党领导亿万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来的。同时,理论对党领导人民创造历史的实践活动具有指导作用,并接受历史实践的检验。所以,掌握理论要有历史的功底(不能从概念出发,单纯的逻辑演绎,而是从实际出发,依傍历史的经验),历史研究要有理论的高度(不是单纯的叙述过程和排列事件,也不是单纯的发掘材料和考证史实)。[10]要坚持两点论,把理论研究和历史研究紧密结合起来,使两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促进、相得益彰,而不是顾此失彼、抓住一点不计其余。

龚育之在《学习理论和研究党史的结合》一文中,特别提到了江泽民1998年10月22日给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信,信中写道:“学习理论要同了解历史实践、总结历史经验结合起来。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是一部蕴含和体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活生生的教科书。”“我希望各级党委重视党史工作,充分发挥党史资政育人的作用。从事党史工作的同志,要看到自己肩上的责任,拿出更多的成果。”[11]从江泽民的这些话中,可以看出:理论是从历史中来的,只有深入了解和研究党的历史,才能深入掌握党的理论。

四、还原历史与鸟瞰历史

所谓还原历史,就是让历史“以本来面目示人”,就是要实事求是、严格从实际出发,著述要符合历史实际。胡乔木、胡绳指导写党史强调这一点,龚育之无论个人写党史文章还是主持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稿,也不断地讲这个问题。比如,龚育之主张以1953年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为界把新中国成立初的前七年分解为“前三后四”两段,前三年以“党的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的实施”立编。这样写就比较符合新中国成立初的实际。胡绳对龚育之的观点是完全赞同的。胡绳本人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的长篇演讲中说道:“到了1953年,事情有了改变。那时说,社会主义革命从1949年已经开始。其实,这个说法不大能够服人。毫无疑问,人民共和国从一开始已经通过没收官僚资本,有了国营经济,这就是有了社会主义经济因素。而且共产党取得政权就是重大的社会主义因素。但是,这跟社会主义革命是两回事情。新中国成立时,在《共同纲领》中不提社会主义,当时认为必须有相当重大的社会主义步骤,才是社会主义时期的开始,在这以前,是新民主主义时期。”[12]

此外,还原历史还要努力写出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氛围。龚育之以“大跃进”的发动为例说,要描述出1957年以后上上下下抱着很大信心、很大希望,酝酿“大跃进”,发动“大跃进”的。要把当时“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如何在那么一种政治背景下、在那么一股潮流下发动起来的,写得比较具体一点,让人知道“大跃进”是怎么一回事;而不在于花太多的笔墨。[13]既要用“广角镜头”写,写大轮廓;又要用“特写镜头”写,给人一些具体感觉、感受,两种写法皆用就兼有概括性和生动性,叙述起来也能繁略得当,重点突出,背景了然。

鸟瞰历史,就是要“高瞻远瞩”,要站得高点,看得远点。因为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总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实践的发展而达到新的高度、深度、广度和丰度。龚育之说,“对历史的认识,要力求达到新的深度”。他举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为例说:把它分析好,就要写出对它认识的几个层次。一是毛泽东讲话的当时是怎么认识的,后来总结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时又是怎么认识的。这里至少有三个层次:毛泽东讲《论十大关系》时,说过去若干关系处理得不够好,这是1956年总结时的认识。1957年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说,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建设中骨头和肉的关系没处理好,比1956年讲话时的认识又增加了新的内容;到1958年成都会议时和1960年写《十年总结》时,毛泽东进一步批评了工业建设过去是照搬苏联。这些都属于第二个层次。再一个层次,是几十年后邓小平的认识。邓小平论党史,说搞社会主义,方向是对的,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搞社会主义,过去没有完全搞清楚。写这段历史就要把这个历史过程和这几个层次写出来,把1956年、1957年、1958年、1960年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认识,引入对历史的叙述,使之比较丰满,并达到新的认识高度。[14]除此之外,龚育之还提出了两个鸟瞰历史的思路:用“两个发展趋向”的观点来看新中国成立后29年的历史;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观点回顾党的历史。

五、宽广眼界与开阔视野

龚育之研究党史,往往从大处着眼,始终强调眼界要宽一点。这鲜明体现在他努力追求的几个统一上:一是写党的历史和写人民的历史、国家的历史的统一,不能把党的历史仅仅写成是党中央会议和文件的历史、领导人讲话和活动的历史,还要把人民创造历史的活动写充分。[15]二是写党领导人民进行政治斗争的历史和写党领导人民进行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历史的统一。固然,党在若干时候是把政治斗争推到了历史的前台,关注点集中在政治斗争上。但是,广大党组织领导人民群众进行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一直是基本的实践活动、历史活动,这方面一定要写充分。[16]龚育之在指导党史编写工作时一再重申:例如开国盛世、文治武功,要浓墨重彩,不是只搞几次运动,还有党和人民众多方面的工作,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众多方面的新变化,城市、农村的新气象,要广阔丰满地反映出新时代新国家的面貌,[17]这些都是党的历史的某种折射,都应映入观察者的眼帘;对于“一五”期间工业化建设的气氛、进程和成就,要用更多的历史资料来描绘和烘托。三是观察国内与观察世界的统一。国际局势和国内发展密切相关,特别是到了近现代,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都离不开世界。研究党史,要具有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不能不把我党怎么分析国际形势、怎样据此作出国内路线的决策、推进中国的历史作出描述和分析。[18]

读龚育之的文章和著作,读者不得不为作者宽广的眼界和开阔的视野所折服。单就人物而论,不少党史著述多注意高层人物,多注意政治人物,而忽略了其他层次的人物,忽略了经济建设人物和文教科技卫生人物。龚育之则不然,所写人物的范围十分广泛,既有高层人物、政治人物,也有其他层次、其他领域的人物。这些人物在历史上所处的地位不一,但是他们迥异的经历同样是这个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可以从不同角度折射历史。写这些人物,能够多层次地反映历史的真实,丰富历史著述的内容。这不仅是作者的潜意识,恐怕更是作者的自觉。龚育之认为,党史人物的范围还是放宽一点为好,共产党人修史,不能只看到大官名人,还得看到人民群众。作者还主张,那些重要的影响大的或者犯过错误或者有过争议的人物,那些在历史上被错杀、冤死的人物,那些普通人物,也应当作为党史研究的对象,党史研究者应当多读些各种人写的、写各种人在这时代中的经历的书。[19]这种开阔的研究视野,值得研究者效仿。党史上的重大问题、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活动,是党史研究的对象。但仅仅反映这些,那也不是全面的历史、真实的历史、可信的历史,因为历史的外延本来就是丰富的和多层次的。一句话,研究者的眼界宜宽不宜窄,只有将各方面都写充分了,历史才会丰满鲜活起来。

龚育之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做出的业绩有目共睹。后学者应站在前人的肩上奋勇前进、开拓创新,这是对前人最好的追怀与纪念,也是对前人最大的慰藉与尊重。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参考文献:

[1]关于龚育之研究中共党史的其他特点,比如夹叙夹议与有质有文等,限于篇幅,此不提及。

[2]《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0页。

[3]龚育之:《龚育之论中共党史》(上),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72-473页。

[4]该书后改称《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于2011年1月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5] [10] [11] [13] [14] [17]龚育之:《龚育之论中共党史》(上),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0-441页,第87页,第3页,第436-437页,第459页,第442页。

[6]龚育之:《龚育之论中共党史》(下),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53页。

[7]龚育之:《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增订新版),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478-479页。

[8] [9] [19]龚育之:《党史札记二集》,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40页,第139-140页,第337-341页。

[12]胡绳:《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1998年12月26日),《胡绳全书》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2页。

[15] [16] [18]龚育之:《党史札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4-85页,第85页,第86页。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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